女性给脱口秀带来了什么
虽然《脱口秀大会5》创下了该节目五季以来的最差口碑，但几个女性脱口秀表演者依然备受好评。事实上，“女性的发现”一直是《脱口秀大会》的最大成就之一。
广义上的脱口秀，即Talk Show，指涉那些以谈话为主的节目或表演；狭义上的脱口秀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它又叫“立式喜剧”，即stand-up comedy。“一个人，一个麦”，一个人在台上讲述自己的故事或点评各种社会事件、社会现象。文本往往有结构、有故事、有讽刺、有包袱。在笑声的掩护下，脱口秀具备着独特功能——让弱者对强者的“冒犯”得以可能，让挑战权威、揭露丑陋得以可能。哈哈大笑中，脱口秀成为弱者讽刺与批判的安身之地，就像一把锋利的宝剑藏在剑鞘。
从《脱口秀大会3》到《脱口秀大会5》（前两季女性表演者依然属于少数），女性脱口秀表演者更广泛地“浮出历史地表”，从最早的思文，到后来的赵晓卉、杨笠、李雪琴，再到如今的鸟鸟……女性表演者、女性声音、女性立场、女性价值逐渐成为节目鲜明的特征。女性给脱口秀带来了什么，《脱口秀大会》成为鲜活的观察样本。
▌谁在说
如今，在《脱口秀大会》看到女性选手，是习以为常的事。以《脱口秀大会5》的首发阵容为例，54组选手中女性选手的人数是16.5组（颜怡颜悦为一组，有一组漫才组合由一男一女组成，算0.5组），比例为30.5%，每10组选手中有3组女性。然而《脱口秀大会1》时，14位脱口秀演员中仅有思文一位女性。
有人或许会问：由谁来说，这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因为语言就是一种权力。语言与权力分享着一个关键的共同点：掌握它们的人，都具备了定义他人、支配他人的能力。
在过往的男权社会里，语言的权力掌握在男性手中。这并不是说，女性没有语言能力，而是说她们几乎没有面向公共空间言说的权力，她们的言说亦很难影响社会生活。女性被迫患上“失语症”，她们的经历、体验、感受与诉求都被遮蔽了，只能以“他者”的形象存在于男性的描述中。直到后来女性主义思潮崛起，女性写作、女性影视剧不断涌现，女性才逐渐改变被言说、被定义、被塑造的命运。
脱口秀领域，也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从几乎只有男的在说、女性只能在男性的言说中被定义，慢慢变成了有女孩在说、有更多的女孩在说。
回想《脱口秀大会1》，女性声音势单力薄。虽然节目不时请来女嘉宾，但她们几乎无一例外成了男性表演者的戏谑对象。
譬如节目第一季有一个主题——“这个标签我不背”，嘉宾里有柳岩和倪萍。几乎所有男性表演者在文本中谈到柳岩时，格调都很低，一直拿柳岩的身材说事，给出带颜色的暗示。
一个男性表演者说：“柳岩就特别了不起，不管人家整多少次容，你都能认出她，柳岩被称为中国娱乐圈唯一一个看剪影就知道是谁的女人”；另一男性表演者说：“一提起倪萍阿姨，都说那可是一个亿啊；一说起柳岩姐，那可是两个亿啊（注：两个E，代表女性的罩杯）”；还有男性表演者说：“你不看我们柳岩姐，她就没这种烦恼，因为别人瞅她的时候，她永远都知道，别人瞅的是啥”……
每一次镜头切到柳岩，她都是满满的尴尬和不知所措。虽然有人说，脱口秀是冒犯啊。但那应该是弱者对强者的冒犯，而不是反过来，一群男性在段子里“凝视”一个女性，进行言语的“霸凌”。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脱口秀被视为一个“男性”行业，所以女演员常常在表演中遭到男性表演者或男性观众的语言挑衅。比如一些男性同行在表演中拿女演员开涮，比如讲一些黄色段子。
所以，脱口秀“谁在说”，很重要。女性表演者很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语言真是一个人能拥有的最重要的权力”（杨笠）。当脱口秀舞台上主要都是男性的声音时，它很容易就是男性中心、男性视角、男性规则。当越来越多女性参与言说，让女性自己的感觉、经验、思想进入语言，就能对抗失语。
事实也是如此。随着节目中女性选手的增加，像第一季那样客体化、物化女性的视角变少了。这不仅仅是审核愈发严苛的原因，更在于更多女性在说、在回击偏见，男性表演者学会“收敛”、学会尊重。
▌说什么
女性在说，她们说些什么？
应该承认，虽然男女平等的进程在不断推进，但男权社会的许多阴影并未完全散去，针对女性的一些压抑机制仍然存在。所以，女性遭遇的身材焦虑、婚恋焦虑、母职焦虑、职场焦虑等都尤为强烈。
这也成为女性脱口秀演员的共同话题。通过充满讥诮、趣味、想象力的语言技巧，女性的脱口秀表演冲击我们的定式思维，让我们以“陌生化”的视角看待女性遭遇的老问题，在发笑的同时共情女性的遭遇，并触发改变的可能。
所以她们要说，要一直说。
她们说身材焦虑。身材的焦虑来自于外界的长期凝视。凝视也是一种能够支配他人的权力，让女性活在他人目光里，通过“镜中我”审视自己、要求自己。从“三寸金莲”到“白幼瘦”，女性的容貌不断迎合他们的审美标尺；很多女性不知不觉间也通过男性凝视，做出自我认同与主体构建。
女性表演者嘲笑这种凝视的生硬与刻板。杨笠就很不了解为什么超级英雄里，黑寡妇的超能力是“她的衰老能力比别人慢很多。”她尖锐吐槽道：“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超能力是要怎么拯救世界呢？是把坏人活活熬死吗？没有啦，他们还是做了一些别的努力的，他们除了延缓了她的衰老以外，他们还顺便给她做了绝育手术。我真的忍不住要怀疑了，大哥，你改造她真的是为了让她战斗吗？就是想留住她的身材吧。”对女性身材凝视，对女性永远年轻漂亮、永远有曼妙身材、不能老、不能丑的陈腐想象，经由黑寡妇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切入，让我们重新“发现”并深深反思。
她们说婚恋焦虑和母职焦虑。女性“到了”年纪还未出嫁，就会被无孔不入地催婚。《脱口秀大会》中，那些还未进入婚姻的女性表演者，从她们的视角描述了逼婚的荒诞与令人反感，妙趣横生。比如颜怡颜悦在表演中说：“我妈最近还开始催婚了。听她催婚的感觉就像经历一场精神上的腹泻，就是我以为她终于要结束了，我一站起来她又来了”，“我们身边总有些人特别烦人，自己结婚了就开始催别人结婚。搞得我觉得婚姻这组织特别神秘，你进去了就得发展下线”。
当女性真正进入婚姻，她们又面临新的压力——成为“贤妻”和“良母”，做好“贤内助”。作为有过婚姻经历的表演者，思文对婚姻生活的观察就更为细腻。她精准吐槽道：“我觉得这个社会对已婚妇女的要求特别高，就是要求你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你在外面要工作，回到家里还要操持家务。结果你忙里忙外，别人见到你都要竖起大拇指：哇，你老公真是家里的顶梁柱呢！确实是顶梁柱，就杵在那里啥也不干，我要这铁柱有何用？”
什么年龄该做什么事的“社会时钟”，让成年女性活得像闯关。一关过了还有一关，单身的被催结婚，结婚了被催生育。思文吐槽道：“所有人见到你都会问，‘下蛋了吗？’就是女人结婚之后，工作不重要了，没有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也没有人关心你飞得累不累，所有人见到你只会问你，‘蛋都不下，你飞什么飞？’”
生育了就解脱了吗？并不，育儿的责任也主要落在身为妈妈的女性身上，丧偶式育儿见怪不怪。鸟鸟认为应该给妈妈一个晋升机制：“如果我拿了全国奥赛金奖，那么我的妈妈，可以跳槽成为易烊千玺的妈妈。易烊千玺拿了表演类的奖项，那么易烊千玺的妈妈可以得到晋升，成为易烊千玺的爸爸，获得真正的自由。”在这个晋升机制中，什么都不用做的爸爸反而处于顶端，拥有真正“自由”，而妈妈却不得不在育儿大战中“卷生卷死”……
不少人傲慢地认为，男性的事业能力比女性卓越，他们就应该在职场中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晋升更容易、大面积占据领导岗位。杨笠对女性职场焦虑的剖析，视角依然独特，她惟妙惟肖地写出社会的一种普遍偏见：女性在职场中的晋升，不靠能力，靠“色相”。她说：“但是我也可以选择不写，然后我就直接不写，等有空的时候去敲李诞的门，说，嗯，我写不出来，喜剧，太难了。李诞要不开门，我就去敲程璐的；程璐要不开，我就去敲建国的。我一路敲到底，敲进总决赛——脱口秀敲门人。”
总之，女性遭遇的种种不公平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以至于很多时候人们对于类似的表达“无感”。可屡禁不绝的歧视现象，又一再昭示着女性言说的重要性。只不过我们的确需更新表达方式，让每一次言说都有新视角。别致的观察视点、反讽的手法、幽默的效果，让脱口秀成为一个有效的媒介。
▌怎么说
女性脱口秀表演者常常遭遇这样的贬低：她们不过是利用了女性身份的优势，又在说女性话题，又在贩卖女性焦虑云云。
真是如此吗？并不。这么几季下来冠军都是男性，女性选手的淘汰率一直远高于男性。何况，杨笠、颜怡颜悦、李雪琴、鸟鸟等女性脱口秀表演者各有特色，在技巧上并不逊色于男性。
比如杨笠文本中的“温柔一刀”。恰恰因为一开始是温柔的，那猝不及防的一刀才如此致命，令那么多人破防。杨笠很多文本中“我”最初的思考逻辑，往往遵循并符合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与期待。她不是一上来就鼓吹自己不婚不育保平安，她一直说自己想谈恋爱——“我竟然没有讲过谈恋爱，我明明最擅长讲谈恋爱。而且我就真的喜欢谈恋爱。我根本不喜欢脱口秀，我就喜欢谈恋爱”。在这个逻辑里，谈恋爱比说脱口秀重要、比事业重要，这不正是很多人对女人的期待吗？她也不反对男性，说自己很喜欢男的，“我会想说，像男人这么美好的东西，竟然还要选？”
表面上，“温柔”地顺从男权社会的逻辑，继而通过“一刀”揭示这个逻辑的破绽，消解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男性权威。所以“男人很美好”的下一句，她接的是“男人不光美好，还特别神秘，你永远也猜不透他那小脑瓜里到底在想一些什么。就是他明明看起来那么普通，但是为什么他却可以那么自信？”
在“普信男”的冒犯招致一系列滑稽的抵制后，杨笠在表演中回应了这个事件，她说：“这一年我学会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不要轻易地调侃男性。如果非要调侃的话，只调侃成功的那部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一个男的，如果生活过得不如意的时候，会变得多么丧心病狂，多么歇斯底里、无理取闹、莫名其妙。简单来说，就和女的一样。”这仍然是“温柔一刀”的技巧，把男性贬得再低，也会给予“温柔”的慰藉：最不可理喻的男性，只不过是跟女的一样。以虚晃一枪的“自我轻视”来规避敌意，实际上出手的是尖锐“一刀”，进一步戳破某些男性的脆弱敏感、自卑渺小、外强中干。“温柔一刀”本质上也是高超的喜剧技巧，在落差中制造笑点，也得以窥见荒谬。
节目中的女性表演者，并不囿于女性话题，比如鸟鸟。更多时候，鸟鸟是用脱口秀来讲述个人的经历与体验，比如她的社恐、容貌焦虑与自卑、笨手笨脚的烦恼，等等。这是时下年轻人很容易产生共鸣的点。
鸟鸟的特色在于，她的脱口秀有很强烈的文学性色彩。鸟鸟是高材生，本科毕业于吉林大学工科，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她的文本具备鲜明的知识分子趣味，信手拈来一些需要知识背景的梗。比如谈到容貌焦虑：“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我国西部出土了两具3800年前的人类遗体。人们把他们命名为楼兰美女和干尸二号”；她自嘲不会做饭，做的鸡蛋饼“外焦里生，外含致癌物质，内含沙门氏菌”；她调侃人们对健身房的狂热：“我觉得健身房可能是一个物理老师发明的，我就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见过这么多定滑轮，大家都练得汗流浃背，把一个哑铃举起放下几十次，然后放回原处，连西西弗斯看了都会说：这做的是无用功吧这个”……观众需要了解一定的物理、生物、文学、历史等方面的常识，才能get到鸟鸟埋下的每个梗。
强大的知识储备、较高的文化素养，也帮助鸟鸟找到看问题的刁钻角度。譬如她首次出场谈自己的社恐，切入点颇为别致：武松打虎。她说即便自己被老虎咬了，都很难立刻喊人求救——没人来救，她只是可能会死，一旦有人来救，她还要和别人打招呼。如果武松从她面前路过，她都会纠结：我应该叫他武老师，还是松哥？叫武老师就太疏远了，叫松哥又好像太过于亲切。她说，武松此时也在想：她身边有老虎，但没叫我。我贸然过去，会不会显得我不信任她的能力。老虎可能也会想：为什么突然这么尴尬？是不是我咬人的样子太奇怪？我就知道，我的虎牙长得有问题。整个段子采用罗生门式的叙事结构，有丰富的喜剧层次，角度别出心裁。
著名的“楼兰美女和干尸二号”的段子背后还有一句：“这事儿其实是我编的，但你们是不是觉得特别合理”，编都编得相当有创意。而面对“躺和卷，你怎么选”的主题，选手在论述怎么选，鸟鸟则以电车难题立论“今天我们聊躺和卷的话题，躺和卷怎么选。这个题目就给我们一假象，好像我们有的选。我们之前思考过那种电车难题是吧。一条铁轨上躺着五个人，一条铁轨上躺着一个人。问如果是你，火车该往哪开。但真到了社会上我才知道，我决定不了火车往哪开，因为我就躺在铁轨上”。既准确击中了当下年轻人“永远年轻，永远左右为难”的心态，也一针见血道出问题的深层次症结。
总而言之，我们对于女性脱口秀演员的期待，并不只是“女性像男性一样可以说好脱口秀”，更在于身为女性的她们，是否可以给脱口秀带来更多不一样的东西。一直以为我们习惯于倾听男人是怎么说的，我们也习惯于通过男性的眼光去认识世界、了解世界，以至于我们甚少去倾听一个女人对于世界的看法。
套用著名女性导演黄蜀芹的说法，“如果把南窗比作千年社会价值取向的男性视角的话，女性视角就是东窗。阳光首先从那里射入，从东窗看出去的园子与道路是侧面的，是另一角度。有它特定的敏感、妩媚、阴柔及力度、韧性”，“平日没人经意一个女人眼中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但你有可能用你独特视角向观众展示这一面。人们将惊奇地发现：原来生活里有另一半的意蕴、另一种情怀，它将使世界完整”。
如果说女性给脱口秀带来了什么，那么就是如此了——她们推开了“东窗”，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眼中世界的模样。
题图来自《脱口秀大会第五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