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家伙，这部国产片可真敢拍啊

《扫黑行动》（2022）中出现吴孟达的身影时，大多数影迷可能会有一阵恍惚和唏嘘，我们似乎通过光影中的这次遭逢，确证了一位故人的永远离去。

当《扫黑行动》以“吴孟达遗作”作为卖点之一时，固然令影迷感怀，但也容易折射影片的一重尴尬：影片显然是为了配合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而拍摄，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公映，而今事过境迁，同样的题材与时代主潮已无法进行无缝衔接，对观众的情感触动也多少会被弱化。

当然，题材的“过时”从来不会损折一部佳作的光芒，优秀的作品能在人性书写、情感表达、人生启示等方面，超越时空的限制，与任何时代的观众形成深情而隽永的对话关系。更何况，“扫黑除恶”不仅是中国政府的坚定决心和常态化工作，更是人民群众的永恒期待。

我们担忧的是，当《扫黑行动》“适时而作”，像是接手了一篇“命题作文”，这会使影片在人物刻画、情节设置、主题定位等方面，恪守一定的“标准”和要求，只能在特定的框架和尺度内腾挪，似乎注定会成为一部中规中矩的应景之作，甚至因表情严肃而令人望而却步。

令人惊喜的是， 《扫黑行动》在编剧上独具匠心，在人物塑造方面进行了积极的“人情化”努力，也在主题立意上寻求深度上的突破，从而以“戴着镣铐跳舞”的方式，完成了极具情绪感染力的艺术表达。

《扫黑行动》采用的是“戏剧式结构”，即由一个核心戏剧冲突贯穿始终，建构具有强对抗性和连贯性的情节主线。

影片关注以成锐为核心的警察队伍，如何英勇顽强地铲除湾海市组织套路贷和暴力催收的黑恶势力。

影片最大的看点，就是人物在抵达目标之前，会遇到哪些障碍，以及人物是如何克服这些障碍的。

成锐虽然是刑侦支队的副队长，但他在影片中的处境十分被动，面临的挑战无比艰巨。成锐不仅要直面黑社会性质团伙的冷酷和暴虐，还要与那些打着经营金融公司幌子的商人斗智斗勇，甚至要与警察系统内部的个别败类较量。

影片让观众看到了“黑恶”势力的不同面容。小喽啰在赵雪凝家门口泼油漆，砸门，甚至威胁要点汽油，是一种暴戾凶残，疯狂野蛮的形象，这是“恶”的原生态上演，也是“坏”的初级阶段。

那些指挥喽啰的“带头大哥”，外表或嚣张，或镇定，以各种推诿、撒泼、胡搅蛮缠的方式，与警察周旋，显得老奸巨滑，目空一切，这是“恶”的更高阶段，但“坏”的痕迹仍然是直接可见的。

至于安亦明、周彤、赵羡鱼、侯文武等人，都有光鲜的社会身份，如财大气粗的企业家、成功的经理人、声名显赫的大学教授等，他们看起来文质彬彬，儒雅沉稳，笑容可掬，但背后却有着令人胆寒的邪恶卑鄙，心狠手辣，这是“恶”以伪装的方式出场，甚至有优越的社会身份加持，有极大的欺骗性。

至于杜局长，位高权重，看起来缜密冷峻，但实则早已因贪婪而自甘堕落，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甚至沦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这种“恶”对于社会秩序更具破坏性和杀伤力。

此外，影片还暗示，真正的“恶”是地方官员对于“发展经济”的狭隘理解，对于民众安全感、幸福感的无动于衷。

《扫黑行动》最为成功的地方，就在于以极为鲜活，同时又极富层次感的方式，向观众展现了“恶”的不同形态和不同层级，使观众对于“恶”有了更为深切的理解，同时展现了成锐与这些“恶”作斗争的艰难与执着，顽强与无畏。

成锐可以干脆利落地通过暴力手段对付寻衅滋事的小喽啰，但在那些混迹江湖多年的“带头大哥”面前，则会有无处下手的无奈。在那些成功的企业家面前，成锐更是难以找到突破口，甚至受到各种掣肘；至于杜局长，成锐因上下级关系而一度只能对他客客气气，或者毕恭毕敬。

影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将成锐置身于非同寻常的困境与挑战中，如明确的时间限制，内部得不到有力配合与支持的孤独，黑恶势力的猖獗与狡诈，领导层在经济发展、城市声誉与社会治安、人民安心之间的犹豫不决，等等，这让观众得以看到人物因此而彰显的信心、智慧、勇气和毅力，进而高歌“人”的力量，礼赞“正义”的势不可挡。

影片在人物刻画方面容易遭遇的风险，就是对于主人公的概念化处理，即作为刑警的成锐，影片似乎只能机械地凸显他身上果敢、坚毅、敏锐、干练等特点。而且，作为纪律部队的一员，成锐好像只能被动地接受任务，并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这容易使人物沦为“工具人”，失去主体性和个性。

《扫黑行动》所做的一个重要尝试，就是并不回避正面人物的“私人动机”和“私人情感”，使人物更具人间烟火气和正常的人情味。

成锐的父亲死于黑恶势力之手，故成锐和黑恶势力有“私仇”。成锐亲眼看到赵雪凝被暴徒催讨债务时的无助和悲苦，看到达叔被高筑的债务逼得走投无路的绝望，这更是激发了他心中锄强扶弱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正因为这些“个人感受”，成锐才会在抓捕侯文武、安亦明等人时显得有些莽撞，甚至过于急躁，也会在杜局长要求对赵雪凝案草草了结时心生疑惑和不甘。这又使人物刻画更为饱满和立体。

当然，成锐毕竟不是一位“侠客”，他是一名代表法律威严的警察，影片不可能让个人情绪支配他的行动，因而创作者让成锐收敛了他与黑恶势力的“杀父之仇”，而是放大他对赵雪凝和达叔的同情。这使成锐父亲那条线未能发挥推动情节、刻画人物的作用，显得有些多余，但是，从影片主题表达的野心来说，这种艺术冒险似乎又值得鼓励。

影片可以藉此强调，成锐的工作不是为了完成私人意义上的复仇，也不能满足于对弱势群体的悲悯与保护，而应立足于社会秩序的重建，着眼于人民群众的安定幸福，以及捍卫法律的权威。这就可以理解，成锐从未对旁人提及他父亲，只是在铲除了黑恶势力之后，独自去父亲墓前吊唁，他不是带着大仇得报的释然，而是怀着没有辜负父亲的期待，没有辱没作为一名警察的荣誉的自豪。这样，影片既体现了成锐作为一名警察的光辉形象，又没有淹没他作为“人”的正常人性人情。

影片放弃了书写一出“爽剧”的痛快淋漓之感，而是在情节中深入地诠释了中国的治国理念。成锐等正义的力量，并没有满足于制服周胜华这些外表可见的“邪恶势力”，而是努力取缔那些制造恶、操纵恶、保护恶、滋生恶的人物和环境。这不仅透彻地解释了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意义和目标，更直观地重申了中国政府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的安全感、幸福感”为奋斗目标的执政理念。

当然，影片过分追求人物的“社会价值”以及立意的高远时，多少忽略了一部情节剧的内在要求。与黑恶势力作斗争时，成锐这一方的力量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反而是安冉的“反水”，成为“正义战胜邪恶”的关键一环。至于周彤与安亦明、周胜华、赵羡鱼之间混乱的情感纠缠，与主题的关系比较遥远，只能沦为情节主线中多余的枝蔓。

尤其是赵羡鱼，作为一个有声望的大学经济学教授，为何会主动投入安亦明的阵营，影片并没有进行相应的铺垫和解释，使人物动机显得突兀和费解。还有安冉的觉醒与“大义灭亲”，也多少有些表面和想当然，逻辑并不扎实。

此外，影片对一些次要人物的脸谱化处理，以及部分剧情因冲突强度不够而导致的拖沓与疲软，加上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细节，都使影片有一种浮皮潦草之感。但是，《扫黑行动》的创作诚意值得我们敬重，它在某些艺术处理上不乏新意，它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刻理解，亦有着令人警醒和深思的意义。

（龚金平，文学博士，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编辑：麦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