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应该怎样指挥？

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也经历了一段有趣的过程：

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在人民中广为流传，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马来西亚华侨抗日游击队将一句歌词改为“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遂成《马来亚义勇军进行曲》；反法西斯同盟国各广播电台，尤其是民间广播电台，都将《义勇军进行曲》视为中国国歌，甚至不知道孙中山作词的中国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已被国民政府定为中华民国国歌。

1949年春，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得知大会规定：开幕式那天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都要奏、唱本国国歌，代表团有些为难，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没有代表新中国的国歌，于是，大家在一起研究，决定唱《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

但是，对歌曲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有争议。有人说“现在北平（当时北京叫北平）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怎么能这样唱呢？”最后，郭沫若决定把这句词改成“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代表团回国之后，汇报了这一情况，引起有关方面对制定国歌问题的重视。

1949年6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筹备会正筹备新中国成立的一些事项，感到需要制定一首新中国国歌已迫在眉睫，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的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并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由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鸿等人组成，另聘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新四名音乐家担任顾问，7月15日~26日，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反响十分强烈，截至8月20日，仅国歌一项应征稿就收到632件，歌词歌谱6926首，但都不够理想。

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是画家徐悲鸿。第六小组经过反复讨论，没有最后确定。

根据徐悲鸿的提议，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和居安思危的思想。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代，田汉因被诬陷为曾叛变投敌，所以《东方红》变成非官方国歌，也禁止演唱用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但在外交场合仍演奏《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不唱歌词。

1978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集体填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不久田汉被平反昭雪。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撤销1978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歌词，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第四章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